（二）分配秦皇岛耐火厂一线工人-校友会

校友来鸿

（二）分配秦皇岛耐火厂一线工人

2022-11-09 16:12 白凤余（硅632） (点击： )

1968年12月26日，我坐火车离开了北京，前往唐山，踏上我生活之旅的新征程。

这一天就正是毛主席75岁生日，北京满大街上都是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庆祝的人群。喜庆的氛围它分散了我当时离开北京与亲人分别时暂短的惆怅！

我在唐山地委报了到，就住在其招待所，吃在其大食堂。我第一次吃黑乎乎泛紫色的白薯面的窝头，喝淡黄色玉米面稀糊糊。几天的饭食，我知道了这里供应不同北京，粗粮多细粮少。这也预示我离开北京今后生活习性将从新开始。要适应当地习惯，做吃苦耐劳的准备。

以前我没到过唐山，她一无所知。据旁人介绍说，唐山是河北省重要的一个工业城市，有许多工矿企业。陶瓷厂产品也很有名气。

多光听别人介绍了，还想实地了解一下实况。有一天，我和几个待分配的大学生们，直接走进了唐山第一陶瓷厂。说明来意，厂方热情接待我们，介绍了厂里现实情况。到中午还管了我们几个人一顿午饭。我是学硅酸盐专业的，陶瓷厂该算是对口的单位，厂方也愿意接受。但听到说这个厂的“文革”两派还较劲，我不知道应站在哪一方，我婉言谢绝了。因为我在招待所里，就曾见到几个已经分配下去的大学生返了回来。说是因为所到的接收单位分两派联合掌权，非要他们表态是站在哪一派。他们刚到不了解情况，不好表态就被退了回来。我担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我在唐山地委招待所住了三天，了解唐山、等待分配。每天就是绕街。进入眼球的是：各个煤矿附近“黑雾”随风飞扬；而水泥厂周围 “白尘”铺天盖地；钢铁公司高炉“黄烟”滚滚喷出。唐山市区的空气，给我不好的印象。

从负责分配的同志那里，通知我们的分配有两个去向：唐山市、秦皇岛市。

报道限期临近了，我决定去秦皇岛闯闯，尽管那里我也一无所知。

12月30日，我取得了到秦皇岛组织部报道的介绍信，登上去秦皇岛的火车。

一下火车，只见车站就是几间平房，一间较大的平房里面生着火炉，就是候车室兼售票处。拎着行李出站，我找公交汽车站，想打听怎么走去报到处。看了四周一圈，发现火车站竟没有一路公交车。秦皇岛市让我惊讶！

此时天已是傍晚，我只能一边走一边向路人打听，好不容易找到文化路市委组织部。工作人员已下班，门卫指路，我来到招待所先安排住下了。第二天上班，再去组织部出示介绍信报道，当即分配我到秦皇岛耐火材料厂。拿到‘派遣证’，我又徒步寻路耐火厂。

1968年12月31日。我按期到厂报了到。明天就是69年元旦，厂子放假，又是先安排我暂住在厂子的招待所里。所谓招待所就是厂办公楼里的一层，预留的两个有床铺空房间。

晚上倒在床上，回想来的一路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我没见到一幢像样的楼房和商厦；所走的路大多是土路。矮矮的平房，窄窄的街道。街上行人、车辆也很少。秦皇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好‘土’哇！这儿虽称作市，比起我去过的城市真太小了。不过直觉告诉我，这儿的空气的确比唐山要好上许多。

住招待所这几天，有人对我介绍说：秦皇岛耐火材料厂隶属冶金部，生产钢铁厂用的耐火砖，算是秦皇岛较大的企业。耐火材料也属硅酸盐专业门类，和我所学专业基本对口。心想在学校学了那么多年专业知识，在这儿应该发挥一下知识的力量。报效祖国一直是我的初衷。

元月6日工厂上班，我被安排在粘土砖车间当工人。车间主任直接领我下到车间。

我身着工作服，带好大口罩，走进车间。只见在灰暗的光线下，有十几台摩擦压砖机在运转，发出吭哧，吭哧有节奏的响声。多数机器上由两个人操作：一个是开机器的司机，另一个人负责装料，取出压好的砖坯。大家头都不抬，马不停蹄地忙碌着。车间里粉尘飞扬，空气十分污浊。人们都带着大口罩，只露出双眼，分不清男女。

在一台个儿最大的机器前停下，指着一名他们管他叫“科长”的工人，这是我的赵师傅，跟着他干。（以后知道赵师傅叫赵国玉，他是共产党员、班组长。但为什么叫他“科长”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他说话有些“嗑巴”）。

我的任务看起来很简单：就是往压砖机的钢模具里装入压砖使用的土料，砖坯压好再搬出来。连续重复操作。装多少料是要经过秤称量的。压出的砖坯也要检查其尺寸是否合格。这台机器压的砖坯叫‘十枚’（它一块重相当十块标准转），一块砖就净重72斤之多。

人生地不熟我很少说话，按师傅要求，只是埋头干活。第一个班八小时下来，班长说我们压了260块砖。每一块都是用我的双手（俩人抬）捧出的呀，算算有18720斤之多。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干这么重的体力劳动。

晚上我躺在招待所床上，浑身酸痛，好像连吃饭的劲都没有了。我知道，知识分子是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，刚一上来就这么“照顾”我，我必须抗住！……。

我安定了工作后，就搬到职工单身宿舍住。宿舍就在这座楼三楼，六个人住一间。每人一张木板支撑的床。我带来的盛衣物的木箱就塞在床下，肥皂、牙具放在窗台上。毛巾都搭在贯穿室内的一根铁丝上。洗衣服到公厕洗漱池，晾衣服、晒被子就到楼顶平台上。

就这样，每天上班下班，一个月下来我吃掉45斤定量口粮（在当时这是干重体力劳动人的定量），但我的体重也降到我参加工作后的最低点。从保留下的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那消瘦的脸庞。和我大学毕业时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。轻工业学院毕业的我，如今跳进重工业行业，完全逆反了我个人的心愿，我的身板能行吗？我当时真的怀疑自己能否扛得住。

头半年，一切都很陌生。我每天就是上班、吃饭、睡觉；在车间、食堂、宿舍三点循环。我很不习惯的就是这里工人的三班倒。

星期日休息我就是洗洗衣服，没有亲朋可访。厂子距离商业街市区较远，没有汽车，往返路途都要步行1个小时之多。所以很少上街。我来这一年后，秦皇岛终于有了①路公共汽车，可是因为车少，等的时间长。于是出现一句顺口溜：“秦皇岛有一怪，坐车没有走着快”。北京看惯了车水马龙，乍到这儿单从感官上就不适应。

当我拿到第一份工资42.5元时，我感叹终于自己能养活自己了。我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，省吃俭用。一年后，我靠自己攒的120元钱，在北京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。

在秦皇岛我没有同学、亲朋，生活单调，我很想请假回北京过年。但厂子不给我假。直到大年廿九，这天下了夜班（凌晨1点），我就直奔火车站，大年三十清晨返回北京的家。和父母兄弟高兴度过上班后第一年春节。三天节假过完我返回秦皇岛，没耽误一小时上班。

那时候从秦皇岛到北京，坐火车途径天津要六、七个小时。票价才7元6角。

可能领导是要锻炼我，在耐火厂两年多，我的岗位换过多次。从粉碎配料，到压砖成型、干燥，再到烧窑、开窑，成品检验。整个生产流程我全干过了。

在粉碎配料班大块的熟料堆在料场，先经人工选料剔除铁器杂质，然后工人装上手推车，喂给‘鳄式破碎机’初级破碎。一个人一辆带斗的铁皮手推车，再装700—800斤的孰料，各干各的。我长那么大没推过车，一个班下来对一个身高不足1.6米，体重不过百斤我该是多大的困难！那时候，耐火厂不管你是新来的，年轻或年老的，每个工人都这样。重体力劳动，每个人都很累，没人能帮你！初级破碎后由皮带机送至‘轮碾机’再次压碎，然后送到‘球磨机’细加工，磨出的熟料粉，比白面还细，稍一动就飞扬起来。我在这里工作，粉尘弥漫整个操作间，干活就是戴上口罩也不及于事，鼻孔内还是黑黑的。

在机压成型车间摩擦压砖机不停地转，秤量，装料，压砖，出坯。一天我刚下班回到宿舍，便听到车间出事了，小宋（加德）的右手被压断了。出事的机器就是我干活的机器。回想起我们当班时，老师傅察觉机器有问题，就提醒大家小心。事故和我擦肩而过。老工人的经验很管用，受伤害的常常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。

在烘干半成品车间是个封闭的房间，脚下是热炕，上面码着待干燥的砖坯。一个班8小时在里面，完全是人工翻坯、捣垛，无数次弯腰再直起的重复。闷热、潮湿一直陪伴着你，不见阳光，工作服始终被汗水浸润而又不能脱下来。

在烧窑班厂区有六座露天的‘倒烟窑’，有很大的露天储煤场。烧窑者要自己去煤场用小推车将煤运到窑炉前。冬天煤场的散煤冻成一坨，需用尖镐刨开。‘倒烟窑’烧窑是要人工用铁锹往炉门内加煤的。胸前炉火烤，后背冷风吹。夏天，头顶一草帽，面对炉火烤。即使大雨滂沱，也必须用坚持。因为窑一开烧,中途就不能停火。烧窑需有经验老师父才能胜任。因为把握不好火候，一窑的砖坯就会全报废。前面的所有工作将前功尽弃！在这儿我只管从煤场往倒烟窑前运煤，或清理炉灰。

在装、开窑班那时厂里用的是“倒烟窑”。烘干的砖坯搬进窑，码满窑室，称‘装窑’。取出烧好的成品叫‘开窑’，都是靠工人进出窑炉，双手操作，纯体力劳动。为了争取时间夺得高产，不等温度降低，工人们穿着工作服、头上披着打湿的麻袋片，脚穿厚底鞋，双手垫着厚厚的手垫，冲进到窑内出砖。每人坚持不了三分钟，就得退出来换人。因为窑内温度太高，时间长了衣服就要烤焦了。装窑是技术活，如何把砖坯码入窑内，使其均匀受热完成烧结是关键。这里劳动强度最大，主要是工作条件高温，干活似是与时间赛跑。

我在这里只能参加开窑，把成品耐火砖装在排子车上拉出窑炉，身上被砖头粘的滚烫的石英沙粒烫出小水泡是常事。

在成品库在露天场地上，堆放着一垛垛才出窑的耐火砖，等待验收是否合格。检验员每一块砖，都要经过双手量尺寸是否合格，双眼要看砖的成色，有无铁斑。双耳要倾听声音，判断有无裂缝、夹层。同时还要再一块砖一块砖地重新码好垛。检验合格后，再经过人工草绳打包避免磕损，才能出厂。一个班一个检验员，需弯腰千万次才能完成任务。不能拖拉，因为有买货主人在场监督，并催着要清点发货。这里的劳苦我自有体会。

实践中，我深深体会到工人劳动强度之大，老工人师傅个个腰痛。一年之内我自己也得了‘腰肌劳损’和‘坐骨神经痛’。上班必须坚持，下班就去医院治疗。春节休假期间我回京，在宣武医院求医，通过拍片，得知我还有隐形椎裂。

秦皇岛耐火材料厂设备陈旧也落后，安全没保证。在我到厂两年半内，竟有三个年轻工人的右手被压砖机器压断。整个厂区粉尘弥漫，有不少老工人患了职业病——矽肺，呼吸困难痛苦难言。

上大学时，我们曾参观过北京耐火厂，那里厂容洁净，车间不见粉尘。工人都是站立操作摩擦机，文明生产，秩序井然。看到这里的境况，我私下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，对照自己学过的知识，曾筹划过关于‘安全生产和防尘改革’个人的建议。

但当时文革极左之风在厂里依然时兴。技术人员靠边站，知识分子被称为“臭老九”。‘造反派’当家，就知道高呼“抓革命”口号，“促生产”就是一味追求完成产量指标。自誉“大老粗”的车间负责人，人们称他们“小耳朵”、“张大嘴”。根本不信任知识分子，厂里原有的技术员都搞边站了，他们一人说了算。

举例说吧：有一天班后学习时间，我主动向领导提议，我负责给每天大家读读报纸。我知道干活论技术、体力我比不上工人师傅，可毕竟我不是文盲，是北京人，普通话读报还能胜任的。但得到头头的回答是：你不能！你现在是在接受“再教育”！俨然是把我划入另类！？言外之意：知识分子——甭想别的，你只有干活，接受劳动改造！

给大家读读报，难道这是非分之想吗？！我不怕艰苦，尽管我的体力较弱，但我一直坚持我的工作量，不比旁人少。但是像这种歧视，使我困惑、失望和不悦。心底里感到有些凉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曾经设想好的改革建议只能‘死于腹内’。

工人师傅对我还不错，知道在我秦皇岛只身一人，没有亲朋。他们思想上帮助我，找我谈心；生活上关心我，帮我缝衣、做被。还曾主动给我介绍女朋友。那时秦皇岛市场物资供应还不充足，我每次回京也帮师傅们，代买这里奇缺的衣服物品，以示报答。

1970年元旦我是在厂子过的，人生地不熟真没意思。但第二天晚上发生的事，我记忆深刻：

晚上都十点多了，没啥干的，宿舍里大家都躺下睡了。一阵紧急集合号声把人惊醒。

“起床，起床！山海关编车站失火了，基干民兵全体集合去灭火！”。

我是基干民兵，毫不犹豫起身下楼集合。我们坐着厂里的大卡车飞驰而去，我心里想火场会什么样，这回救火大家可要表现勇敢点，争取立功。

一路上车很多。山海关我也没去过，黑夜中也不知道车到了那儿。车走了大概半小时多，车忽然速减了，停车了。前面传来大火已被扑灭了。我们的心立刻放松下来，这时才感到天很冷。来的时候着急，穿的都不多。还有的没穿袜子，没戴帽子。在急速行驶的敞篷卡车上冷风飕飕。回到厂才发现耳朵冻出了大水泡。第一次我以工人的名义参与，也表达出工人同志在关键时刻的大无畏的忘我精神。

1969年3月，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战事。中苏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。1970年的年底，毛主席提出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，备战、备荒为人民”。全市范围大搞挖防空洞，组织全民防空演习。耐火厂自然不例外，下了班，我们还要去挖防空洞，修渔轮码头，八小时之外作贡献。

1971年元月，秦皇岛市还组织野营“拉练”。我参加了这次野营“拉练”。当时我是指定连部文书。我的工作就是，汇总连队所属各排拉练每天情况；写稿件表彰好人好事：写感谢信，搞好与驻地村民关系，当好毛泽东思想宣传员。

“拉练”生活主要就是走。每天早上7-8点种出发，下午4 -5点到宿营地。几百号人大队伍浩浩荡荡，步行在田间大路或曲折蜿蜒的山梁上。行进中不时还进行防空袭演习。

集合、出发，休息、防空演练，全营的一切行动都听从司号员的军号声。到了营地（村庄）以班为单位领取做饭的粮食、柴禾（专有打前站的后勤同志与村里联系好），自己生火做饭。晚上还要站岗巡查。纪律：不准私自行动，不准买零食。野营拉练当时我们的口号是：走一点红一线，住一处红一片。提高战备观念，加强工农联盟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。

拉练开始大家心情非常好，边走边还有歌声。一天下来不少人脚底上打起了泡泡。几天下来脚上打泡的多了。此时身体好的主动帮弱的拿东西。同志们相互鼓励，坚持步行“拉练”不掉队。

自元月4日—21日，17天的野营拉练，进抚宁、跨卢龙、越昌黎，徒步涉过三个县两个区，翻山越岭行程580余里。

拉练整个行程，我一直坚持步行，认真完成文书的工作，也积极做好事。“拉练”最后一站——昌黎，在进行的总结会上我被大家评为先进个人。

在耐火厂我干了近两年半，这是我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第一站。他磨练了我的意志，增强了我的自信心。过去总以为自己这不行，那也不如人家。现在我相信自己，只要是我想干、爱干，坚持干下去，事情一定都能作好，因为，事在人为，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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